馬伯庸
最近幾個月，作家馬伯庸都在應(yīng)對來自讀者和朋友們甜蜜的“斥責”。
他的新書《食南之徒》出版了，人們在酣暢閱讀的同時，也因他筆下色香味俱全的美食描寫忍不住胃口大開。新書簽售期間，一位南寧的電臺主持人道出了自己的閱讀經(jīng)歷——作為老讀者，他晚上在床邊翻開書，本想如往常一樣一夜讀完，但剛看完第一章就把書合上了，打開外賣軟件，點了個烤串；看完第二章又默默合上書，點了份燒仙草……最后用了一周才把全書看完，其間把幾個月的外賣額度都用光了。
抓住了讀者的心，也拿捏了讀者的胃，馬伯庸的作品就是有這樣一種魔力，讓人手不釋卷；即便合上書本，依舊回味不停，然后大嘆一聲：我等職場打工人的辛酸原來與古人別無二致啊！
馬伯庸筆下，那些歷史褶皺中的小人物如此動人心弦。從《風起隴西》到《顯微鏡下的大明》，從《太白金星有點煩》到《長安的荔枝》和《食南之徒》，我們在權(quán)謀斗爭中看到職場的爾虞我詐，在市井百態(tài)中感受到生活的酸甜苦辣，無論身處何種境遇，都能找到共鳴。
人們對他的作品嘖嘖稱奇時，也時常加上一句：“這要是沒上過十年班，絕對寫不出這樣的作品??！”的確，馬伯庸在大廠工作十年，交友廣泛，與老同事依舊經(jīng)常往來；寫作之外步履不停，看名勝古跡、山川風貌，或是讀書觀影，徜徉在他人構(gòu)建的精神世界中；他不愛收藏不愛酒，最放縱的時候，頂多關(guān)起門來玩一天游戲就夠了，如今又多了一項任務(wù)，學(xué)習如何為人父……馬伯庸寫的是歷史，也是自己和身邊的人。他說：“我想任何一個創(chuàng)作者的創(chuàng)作，都離不開他的生活本身。”
馬伯庸
兩枚木簡引發(fā)的“美食傳奇”
新書《食南之徒》究竟是怎樣一部作品，讓讀者如此“牽腸掛肚”？馬伯庸的創(chuàng)作要從南越王博物院的兩枚木簡說起。
8年前，馬伯庸在位于廣州的南越王博物院看到兩枚木簡，是壺棗樹的園林檔案。極其有限的信息卻激發(fā)了他的好奇心：壺棗是北方樹種，為什么會出現(xiàn)在廣東南越王宮里？誰會花力氣種植這種不值錢又注定難以成活的樹木？深挖之后，馬伯庸發(fā)現(xiàn)這兩枚小小的木簡背后，是初代南越王趙佗的思鄉(xiāng)情切。馬伯庸由此展開調(diào)研與創(chuàng)作，寫出了“小吃貨”撬動大歷史的故事。
并不是所有人都會關(guān)注到兩枚小小的木簡，但對于馬伯庸而言，這種“背后有事兒”、能延伸出故事來的東西是最好的。正因為知識儲備引發(fā)的敏感與好奇心，讓馬伯庸愿意去為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點深入挖掘，從一個不易察覺的切口延伸出豐滿的創(chuàng)作。
這8年來，馬伯庸成了南越王博物院的?？汀！?strong>你如果要寫關(guān)于某個時代的故事，就必須沉浸其中，但現(xiàn)在不可能有穿越的機會；博物館就像一個時光隧道，是最接近那個時代的氛圍。如果置身事外，永遠寫不出那種味道。”
既在歷史的語境里寫作，馬伯庸也在自己的生活閱歷中寫作?！妒衬现健防?，趙佗的孤獨如此，味覺所代表的鄉(xiāng)愁也如此。
“我對趙佗的理解其實是對老人的理解，只是恰好有趙佗這樣一位歷史人物存在?！瘪R伯庸笑言不知為何自己特別招老人喜歡，也因此有了很多與老人聊天的機會?！傲牡枚嗔酥?，你會發(fā)現(xiàn)所有的老人都很孤獨，不管他是高官、商人、老師還是工人，年老之后都會渴望聊天，愿意追溯往事，內(nèi)心充滿蕭索與孤獨?！?/p>
馬伯庸的姥爺長壽，活到99歲。時至年邁，昔日的老哥們老同事都已不在，世界變得陌生，他年輕時熟悉的事情，甚至連街區(qū)、景觀都已經(jīng)不復(fù)存在。馬伯庸回憶說：“我去找姥爺，他也會回憶一些往事，我作為小輩肯定會聽著，但永遠無法取代懂他的人。老人也很敏感，他會知道你是真的理解還是出于禮貌在聽，有時候說著說著他就不說了。我有時也會好奇問幾句，但永遠無法感同身受。因為那是他看過的景、爬過的山、走過的路?！?/p>
在《食南之徒》中，壺棗之于趙佗是歲月沉淀之后的鄉(xiāng)愁，而這種鄉(xiāng)愁，馬伯庸也有。他從小在內(nèi)蒙古赤峰長大，小時候常會吃一種當?shù)靥厣朗场皩A”。成年離開赤峰后，與外地朋友說起這種“面餅夾熏肉”式的美食，別人會反問：這不就是肉夾饃嗎？每當這時，馬伯庸會默默生氣，因為不是一種東西，口感也完全不同。為此，他專門在央視宣傳了這種家鄉(xiāng)美食。上個月，他回到赤峰，尋到中學(xué)時代的一家早餐店。“雖然已搬到一個很偏僻的地方，但還是小時候的滋味，吃的時候特別激動。”
馬伯庸
歷史故事里的“三明治”密碼
2020年5月，馬伯庸靈感爆發(fā)，只用11天時間，一氣呵成中篇小說《長安的荔枝》。在他看來，這種“整個人攔都攔不住”的爆發(fā)式的靈感可遇而不可求。
不過在每一部作品誕生的偶然性背后，也存在著必然性的鋪墊與支撐。《長安的荔枝》可以說馬伯庸是用11天寫完的，也可以說是用11年寫完的。在動筆前的11年里，馬伯庸一直在積累唐代文化的資料素材，他關(guān)心彼時的衣食住行、山川形勢，又因為天生的好奇心，在廣州吃荔枝時會詢問荔枝幾月生長、何時坐果、如何采摘等一系列看似無用的農(nóng)學(xué)問題。所以當《長安的荔枝》靈感爆發(fā)時，他就無須再做更多的資料調(diào)研。
他說：“我一直覺得靈感并不是單純‘碰撞’出來的，而是基于資料土壤。土壤越深厚，爆發(fā)靈感的概率就越高。”而“資料土壤”不僅來自于史實與常識，對當代社會和人類個體的觀察與理解同樣重要。
很多人愛馬伯庸，愛的正是他在歷史洪流中挖掘刻畫的小人物?！拔矣X得過去人們對于小人物的關(guān)注太少了。之前的敘事關(guān)注的都是帝王將相或達官貴族，但對于普通老百姓的歷史記載是缺失的，只能極其有限地看到一些細節(jié)和痕跡。如果我們能夠通過想象把這些淹沒在塵埃中的普通百姓形象重新提煉出來，并讓他們與現(xiàn)代讀者有某種連接，那將是極大的共鳴。”
歷史事實與想象發(fā)揮之間，馬伯庸也有著自己一直遵循的創(chuàng)作原則——“大事不虛，小事不拘”。他把不同維度的內(nèi)容形象地看作一個“三明治”：“一共三層，最上面一層是歷史大事，這一層不能篡改；最下面一層是衣食住行，比如烹飪方式如何、交通是坐車還是騎馬，因為有證可考且要保留時代的質(zhì)感，也要保持真實性；中間的一層就可以是虛構(gòu)和想象，但也要遵循歷史的邏輯?！?/p>
虛構(gòu)和想象的依據(jù)從何而來，馬伯庸笑著道出了秘密：“我的優(yōu)勢是交友比較廣泛，認識‘奇怪’的人比較多，所以寫的時候就有一些藍本可以依循?！彼c昔日的同學(xué)和同事們依舊保持著友誼，有時見面一起聊大家關(guān)心什么、喜歡什么、焦慮什么，都不知不覺中成了靈感來源。
10年漫漫打工路，辭職成為職業(yè)作家后，馬伯庸除了感嘆一聲“早該辭了”，更對于平凡的人們保有著赤誠之心。于是有了《太白金星有點煩》里的職場推諉，《長安的荔枝》里的房貸壓力、中年危機，《食南之徒》中想躺平卻決定不躺的選擇，在他的作品里，我們似乎能在古今的共性與普遍困惑里獲得某種釋然。
也正是因為馬伯庸和他的作品，很多人開始剝繭抽絲，從他筆下的人物和故事出發(fā)，試圖去了解其背后的真實歷史與文化脈絡(luò)，也在他講述的一個個故事中收獲某種啟發(fā)或力量。在馬伯庸看來，這種機緣是自己作為作家或小說家所肩負的天然的責任：“小說起源于宋代，街頭巷尾聽書的是凡夫俗子，說書內(nèi)容不乏凡俗狗血、怪力亂神之事，佛教在傳道弘法時，也會通過故事來講述精妙的佛法；直到明清時代，小說一直都是根植于老百姓、最貼近大眾的文學(xué)形式，比如《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等作品，都是對于中華文化的集中梳理、精煉與表達。所以小說家本就是誕生于這種符合大眾文化的土壤之上，我們天然承擔著一種責任，就是將繁雜的精神文化用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傳遞出來。”
馬伯庸
不是“高產(chǎn)作家”，寫作也無捷徑
對于“高產(chǎn)作家”的標簽，馬伯庸并不完全認同，相反，他覺得可能是現(xiàn)在人們讀書變慢了，一年一本書的創(chuàng)作節(jié)奏也不夸張；而在標簽背后，是馬伯庸對于寫作的敬畏心與審慎態(tài)度。
“文字具有一種敏感性。一個寫作者如果幾天不寫，或有一段時間懈怠，這種敏感性就可能會消失。這無關(guān)天分，而與人對于文字的熟練程度有關(guān)，我希望自己能一直保有這種敏感?！庇谑情L期的規(guī)律性寫作也成了馬伯庸寫作哲學(xué)的底層密碼，他以近乎嚴苛的方式進行著自我管理，如同上班一樣踐行早7點半寫到下午5點的作息，以及每天寫4000字這個雷打不動的鐵律。他相信海明威所說：“寫作沒有捷徑，你越寫，就越懂寫作。”
馬伯庸寫作的空間在工作室，而非家里。“我希望能把寫作和休息狀態(tài)分開，像是拍電影時的‘打板’，創(chuàng)造出明顯的區(qū)隔和儀式感。因為在家寫作會分不清休息和工作，工作時無法全身心投入，休息時也總有一種上班的焦慮感。我每天在工作室寫，傍晚寫完回到家里，門一關(guān)，今天的工作就結(jié)束了，該吃吃該玩玩該陪孩子陪孩子，心無旁騖?！?/p>
幾年前，馬伯庸的生命又多了一重身份——父親。但孩子的出現(xiàn)并沒有影響他的寫作狀態(tài)，反而更加規(guī)律。每天早上6點半起床，跑步半小時，吃早飯，7點20分把兒子送到學(xué)校，再步行10分鐘到工作室。和所有打工族一樣，打開電腦東摸摸西摸摸，玩?zhèn)€游戲或者躺在按摩椅上按摩一下，他笑言自己的“前搖”時間有點長，需要半小時。8點整正式開始一天的寫作。工作室毗鄰一所學(xué)校，下課鈴響起，他也停下來休息；同學(xué)們做眼保健操和課間操，他也跟著做；上課鈴響起，再回到座位開始寫。他篤信，一切能被自己掌握的鬧鐘都沒有用，只有被動的鬧鐘才有意義。
馬伯庸
如今，馬伯庸每年在微信公眾號分享年度書單時，也多了一份兒子馬小煩的年度書單。讀書是父子之間重要的交流內(nèi)容嗎？馬伯庸不假思索地笑著說：“不是?！闭驗楦屑ぷ约呵嗌倌陼r期的父母在閱讀上給予的寬容態(tài)度，馬伯庸也希望能給兒子更多空間與自由。
說到此，馬伯庸引用了老子的一句話：“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瘪R伯庸解釋說：“這句話本是描述自然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但我覺得父親對待孩子的態(tài)度遵循這個原則也很重要——我養(yǎng)育你，但不代表我擁有你；我培養(yǎng)你，但我不以施恩的態(tài)度來要求你；我引導(dǎo)你，但不應(yīng)主宰你。如果你問我能做到嗎？不容易，但我覺得自己至少要有這個意識?！?/p>
比起“讀史”，馬伯庸將“游史”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去年，馬伯庸帶兒子馬小煩去往新疆，旅途輾轉(zhuǎn)間，馬伯庸抬眼看到輪臺縣的路牌。他馬上把兒子叫醒，問他：“你能不能想起什么詩？”于是父子倆一起誦出陸游那句“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從北京飛到烏魯木齊需要5個小時，從烏魯木齊到庫爾勒、從庫爾勒再到輪臺又需要漫長的時間。在傳統(tǒng)詩詞中，輪臺代表了“邊疆”的意象，對孩子來說原本只是機械的記憶，在親臨輪臺的瞬間，馬小煩對于“邊疆”之遙遠有了清晰的概念，對于陸游詩句之中表達的決心也有了新的認識。
2024年，馬伯庸還有一個愿望——再去敦煌走一走?！斑€是那句老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當我們走到古人看過、待過的地方，看到古人看見的風景，沉浸其中，對很多東西會有不同的理解?！?/p>
編輯：李津 / 攝影：張弘凱 / 采訪、撰文：郭蓉 / 造型：雨析 / 化妝、發(fā)型：陳凌 / 造型助理：蘋果 / 現(xiàn)場助理：kiwi / 場地提供：拾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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